（29）我到醫生辦公室說：“你們怎麼讓病人看門，還讓他穿白大褂？”
發表於 : 週三 2月 03, 2010 11:07 am我到醫生辦公室說：“你們怎麼讓病人看門，還讓他穿白大褂？”
每當幫高考生報考時，常遇到一些孩子不知學什麼專業好。一時決斷不下來，我就扔給他們一套表格————心理測試，看看適合從事什麼行業。
女兒學心理學時，給我拿回來的測試表厚厚的一遝，讓我不由得感慨，如今心理學發展的真是很像樣了。
不過，我給孩子們選專業時，常常遭到拒絕：“不學心理學，我不想和瘋子打交道。”“不學法律，不想和壞人打交道。”“不學醫學，不想和病人打交道。”“不學師範，不想當孩子王”……我不明白，哪兒來的這麼多禁忌？把有“問題”的人全排除掉了，還有人了嗎？我們不想和人打交道？但孩子們都不拒絕當科學家，和物打交道。物是客觀的，服從理性。
理性真的是正路麼？
一般說來，精神病人和正常人的最大區別恐怕就是他們失去理性吧？理性的可貴，正是與精神病人對比時得出的。
可是，人真的可以很“理性”？“理性”可以讓人逃離精神病嗎？
由於母親有許多精神病患者，我接觸的精神病人比較多，後來又認識和交往了一些精神病醫生朋友，其中有一位還是專家。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同這位專家接觸時我就向他提出一個問題：“恕我冒昧，我怎麼看你和你的病人一樣呢？”他很坦率地告訴我，他本人就患有精神病。我從他這裏知道，精神病醫生的職業病就是精神病。他從書架上捧下一本本厚厚的專著，指給我看一個個作者的名字，名字上是黑框。他說這些作者都是他已故的老師。“知道他們是怎麼死的嗎？”他問我。我當然不知。他告訴我：“全死於自殺。”這讓我不解，精神病專家死于自殺？他們那套學問解決不了他們自己的問題？他告訴我，這些人非常理性，身上帶著遺書、工作證等，盡最大可能把後事料理好，他們不是瘋狂地去死，而是“理性”地選擇死。
這個專家也是很“理性”的，知識淵博，思維縝密，邏輯性強。我和他談話時發現，他幾乎容忍不了人的語言。下判斷？錯誤；描述？不準確，怎麼說也不能達到他的邏輯要求，弄得我不敢開口說話。沒辦法，有一次我對他說：“我不敍述，我給你表演吧。”他竟然非常高興，認為是找到了最好的交流方式，因為這樣一來他就可以通過觀察、發現，自己去下判斷。
當時，他身邊跟著一位年輕人，是一位在部隊上當衛生員的轉業兵，分配到精神病院工作。他想要學專家的真本事，寧可伺候專家，為的是看他怎麼治病。二十多年過去了，這個勤奮刻苦的轉業兵也白了頭，成了專家。
在我辦公室的抽屜裏有好多瓶抗精神病類藥物，如果吃上幾粒就可以見上帝了，這都是 “轉業兵”給我幾個朋友開的。藥不能放在病人處，只能放我這。如果你看見我一早一晚急匆匆地走路，那不是在鍛煉身體，而是去給朋友服藥。
許多病人是不肯去精神病院的。所以，我有時要把“轉業兵”請到我的辦公室來做客。別人看我是在和兩個朋友閒談，其實我是在掩護醫生診病。
看著“轉業兵”，讓我想起當年的那個專家。“轉業兵”和那個專家一樣的理性。我承認他現在的水準的確達到了專家的高度。我的病人朋友一個個都是刁鑽古怪的，對“轉業兵”的態度好像不是我請來給他們看病的醫生而是為他們找到的敵人，千方百計地刁難他，可都難不倒他。記得我一個朋友在“話療”時問：“你猜我的病因是什麼？你猜得到就猜得到，猜不到我絕不告訴你。”“轉業兵”說：“我不管你的病因是什麼，我不想猜。”我的朋友撇嘴道：“常言道，心病還得心藥醫，你都不知道我的病因是什麼，怎麼給我治病？”“轉業兵”說：“我給你治完病後你就會發現，你那個病因根本就算不得病因。”
當“轉業兵”的治療使我的朋友病情穩定時，我的朋友往往要請他吃飯。
在酒桌上，他一口飯不吃，一口酒不喝，甚至不喝一口水，自始至終，筷子不曾拿起過。而我要做的是，讓這一切顯得正常、自然。他只做一件事——說，不停地說。這張說話的嘴絕不能為吃而停頓。朋友看我那麼“自然”，都分外懂事，絕不勸他停下來吃一口菜。過後會奇怪地問我：“我看醫生怎麼比我病的還重啊？”“轉業兵”和他的專家老師一樣患上了他們的職業病。
如果說瘋狂的人是感性的，那麼精神病醫生的極為理性怎麼也使他們精神出偏呢？看來理性並不能保證人不瘋狂，感性也不等於喪失理性，既然天才與瘋子只有一步之隔，我們大可不必對瘋子過於排斥。有的人之所以瘋，恰恰是身體啟動了自我保護機制，逃避社會現實。這說明人本身並不是理性動物。或者說，並沒有一個絕對意義上的理性存在。
有時，路過精神病院我會進去和醫生們聊會天。有一次，我拍門，一個穿白大褂的年輕人瞪著一雙典型的神經質的眼睛看著我。他在審視我的神經正常度，我快樂地與他打招呼，微笑……可他無動於衷，不開門。我斷定他是病人，拿出醫生對病人的架勢，一瞪眼，一聲吼，他就給我開了。進去後，我到醫生辦公室說：“你們怎麼讓病人看門，還讓他穿白大褂？”大家笑說，那是新分來的醫學院本科大學生。我聽了感到不可思議，怎麼剛來就得職業病了？
我的精神病醫生朋友們聊天時喜歡為人做精神分析。有時也給我做，結論是我也有精神病，我並不生氣，因為在他們眼裏無人不是精神病。我聽他們分析希特勒是輕躁狂，我點頭。接下來他們分析列寧也是輕躁狂，再接下來……我想，耶穌、釋迦牟尼，誰也跑不了精神病的命運。既然無人不“精神”，我又能逃到哪里？
母親不大驚小怪地對待精神病人的態度影響到我
當年我之所以認為母親糊塗，不僅僅是因她的道德感不如一般人強烈，便是對精神病人，她也並不如一般人那樣將他們當瘋子對待。母親與精神病人處之坦然，從不大驚小怪。母親給他們針灸、吃藥，和他們聊天，也多治好了。這使我小時也不覺得精神病是什麼特殊病。母親有時忙不過來，就讓我陪精神病人聊天，這使我很會和他們聊天，到現在也是。我在負責信訪工作時，能和一屋子的精神病人很好地聊天，各信訪部門都把鬧訪的精神病人打發到我這來。如果以為我是在哄著他們，是使用技巧和他們談話就錯了，我和他們聊天與正常人聊天是一樣的，你不用正常人的方式說話，他們能聽出來，一點也不傻。
每當幫高考生報考時，常遇到一些孩子不知學什麼專業好。一時決斷不下來，我就扔給他們一套表格————心理測試，看看適合從事什麼行業。
女兒學心理學時，給我拿回來的測試表厚厚的一遝，讓我不由得感慨，如今心理學發展的真是很像樣了。
不過，我給孩子們選專業時，常常遭到拒絕：“不學心理學，我不想和瘋子打交道。”“不學法律，不想和壞人打交道。”“不學醫學，不想和病人打交道。”“不學師範，不想當孩子王”……我不明白，哪兒來的這麼多禁忌？把有“問題”的人全排除掉了，還有人了嗎？我們不想和人打交道？但孩子們都不拒絕當科學家，和物打交道。物是客觀的，服從理性。
理性真的是正路麼？
一般說來，精神病人和正常人的最大區別恐怕就是他們失去理性吧？理性的可貴，正是與精神病人對比時得出的。
可是，人真的可以很“理性”？“理性”可以讓人逃離精神病嗎？
由於母親有許多精神病患者，我接觸的精神病人比較多，後來又認識和交往了一些精神病醫生朋友，其中有一位還是專家。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同這位專家接觸時我就向他提出一個問題：“恕我冒昧，我怎麼看你和你的病人一樣呢？”他很坦率地告訴我，他本人就患有精神病。我從他這裏知道，精神病醫生的職業病就是精神病。他從書架上捧下一本本厚厚的專著，指給我看一個個作者的名字，名字上是黑框。他說這些作者都是他已故的老師。“知道他們是怎麼死的嗎？”他問我。我當然不知。他告訴我：“全死於自殺。”這讓我不解，精神病專家死于自殺？他們那套學問解決不了他們自己的問題？他告訴我，這些人非常理性，身上帶著遺書、工作證等，盡最大可能把後事料理好，他們不是瘋狂地去死，而是“理性”地選擇死。
這個專家也是很“理性”的，知識淵博，思維縝密，邏輯性強。我和他談話時發現，他幾乎容忍不了人的語言。下判斷？錯誤；描述？不準確，怎麼說也不能達到他的邏輯要求，弄得我不敢開口說話。沒辦法，有一次我對他說：“我不敍述，我給你表演吧。”他竟然非常高興，認為是找到了最好的交流方式，因為這樣一來他就可以通過觀察、發現，自己去下判斷。
當時，他身邊跟著一位年輕人，是一位在部隊上當衛生員的轉業兵，分配到精神病院工作。他想要學專家的真本事，寧可伺候專家，為的是看他怎麼治病。二十多年過去了，這個勤奮刻苦的轉業兵也白了頭，成了專家。
在我辦公室的抽屜裏有好多瓶抗精神病類藥物，如果吃上幾粒就可以見上帝了，這都是 “轉業兵”給我幾個朋友開的。藥不能放在病人處，只能放我這。如果你看見我一早一晚急匆匆地走路，那不是在鍛煉身體，而是去給朋友服藥。
許多病人是不肯去精神病院的。所以，我有時要把“轉業兵”請到我的辦公室來做客。別人看我是在和兩個朋友閒談，其實我是在掩護醫生診病。
看著“轉業兵”，讓我想起當年的那個專家。“轉業兵”和那個專家一樣的理性。我承認他現在的水準的確達到了專家的高度。我的病人朋友一個個都是刁鑽古怪的，對“轉業兵”的態度好像不是我請來給他們看病的醫生而是為他們找到的敵人，千方百計地刁難他，可都難不倒他。記得我一個朋友在“話療”時問：“你猜我的病因是什麼？你猜得到就猜得到，猜不到我絕不告訴你。”“轉業兵”說：“我不管你的病因是什麼，我不想猜。”我的朋友撇嘴道：“常言道，心病還得心藥醫，你都不知道我的病因是什麼，怎麼給我治病？”“轉業兵”說：“我給你治完病後你就會發現，你那個病因根本就算不得病因。”
當“轉業兵”的治療使我的朋友病情穩定時，我的朋友往往要請他吃飯。
在酒桌上，他一口飯不吃，一口酒不喝，甚至不喝一口水，自始至終，筷子不曾拿起過。而我要做的是，讓這一切顯得正常、自然。他只做一件事——說，不停地說。這張說話的嘴絕不能為吃而停頓。朋友看我那麼“自然”，都分外懂事，絕不勸他停下來吃一口菜。過後會奇怪地問我：“我看醫生怎麼比我病的還重啊？”“轉業兵”和他的專家老師一樣患上了他們的職業病。
如果說瘋狂的人是感性的，那麼精神病醫生的極為理性怎麼也使他們精神出偏呢？看來理性並不能保證人不瘋狂，感性也不等於喪失理性，既然天才與瘋子只有一步之隔，我們大可不必對瘋子過於排斥。有的人之所以瘋，恰恰是身體啟動了自我保護機制，逃避社會現實。這說明人本身並不是理性動物。或者說，並沒有一個絕對意義上的理性存在。
有時，路過精神病院我會進去和醫生們聊會天。有一次，我拍門，一個穿白大褂的年輕人瞪著一雙典型的神經質的眼睛看著我。他在審視我的神經正常度，我快樂地與他打招呼，微笑……可他無動於衷，不開門。我斷定他是病人，拿出醫生對病人的架勢，一瞪眼，一聲吼，他就給我開了。進去後，我到醫生辦公室說：“你們怎麼讓病人看門，還讓他穿白大褂？”大家笑說，那是新分來的醫學院本科大學生。我聽了感到不可思議，怎麼剛來就得職業病了？
我的精神病醫生朋友們聊天時喜歡為人做精神分析。有時也給我做，結論是我也有精神病，我並不生氣，因為在他們眼裏無人不是精神病。我聽他們分析希特勒是輕躁狂，我點頭。接下來他們分析列寧也是輕躁狂，再接下來……我想，耶穌、釋迦牟尼，誰也跑不了精神病的命運。既然無人不“精神”，我又能逃到哪里？
母親不大驚小怪地對待精神病人的態度影響到我
當年我之所以認為母親糊塗，不僅僅是因她的道德感不如一般人強烈，便是對精神病人，她也並不如一般人那樣將他們當瘋子對待。母親與精神病人處之坦然，從不大驚小怪。母親給他們針灸、吃藥，和他們聊天，也多治好了。這使我小時也不覺得精神病是什麼特殊病。母親有時忙不過來，就讓我陪精神病人聊天，這使我很會和他們聊天，到現在也是。我在負責信訪工作時，能和一屋子的精神病人很好地聊天，各信訪部門都把鬧訪的精神病人打發到我這來。如果以為我是在哄著他們，是使用技巧和他們談話就錯了，我和他們聊天與正常人聊天是一樣的，你不用正常人的方式說話，他們能聽出來，一點也不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