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有時把自己交給命運並不是消極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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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把自己交給命運並不是消極行為

　　有一次我置身於洪水中，遊了兩個小時還無著陸希望，不得不科學地計算我的體能，打算接受葬身江底的現實。這時，我看到一個碩大的暗紅色的球體從上游滾到我面前——這是一團螞蟻，一團抱在一起的螞蟻。為了不致讓水一面的螞蟻淹死，這個球體在不停地滾動，從裏到外地翻騰，順時針地翻騰……我驚呆了，螞蟻的個體壽命並不長，別說是一代的螞蟻，就是十代、百代的螞蟻也未必能遇到一次大洪水，它們是從何得知這一自救方法的？如果我從這團螞蟻中拎出一隻來問它，它可自知？你可以說它們這麼做是出於本能，出於偶然，但他們用這種方式保存種群，其做法是不是很科學？這智慧是如此超越螞蟻，以至螞蟻憑著本能把自己交給命運，反倒成為螞蟻最明智的做法。所以，有時把自己交給命運並不是消極行為。當我在洪水中，意識到我身後有一個大過個體、大過科學的大邏輯時，我頓感力量無窮，這個力量使我得救。
　　有人說中醫沒有什麼內容，其知識量與西醫沒法比。我承認這一點。每學期女兒拿回的西醫教材本本都像磚一樣厚。中醫的書的確沒有西醫的多，所以學中醫看不出是在學什麼。
　　西醫的知識要求學習者大腦的儲存量和檢索能力要相當於 “深藍”電腦。一旦醫生的大腦檢索能力不及，就可能出現醫療事故。
　　我曾經仔細研究過一樁醫療事故案的卷宗。這是一個很不錯的醫生，可由於知識的欠缺和檢索能力的限制，判斷失誤，造成醫療事故。在醫療鑒定委員會召開的會議上，他被一大群專家質問、指責，甚至諷刺、嘲笑。我想，專家們的學歷比他高，年齡比他大，見識比他廣，而且他們是一群，做的又是事後諸葛亮。他們怎麼對基層的醫生沒有一點理解之意呢？
　　在大醫院，常常是一大群醫生給一個病人會診，這還不算眾多的儀器和操作機器的人員。這不正說明西醫的知識不是一個人的腦袋能記完全的嗎？所以，西醫的知識性要求西醫要聚堆，要聚在大醫院，要依賴尖端技術。人們為什麼要往城市湧，要到北京的醫院看病才甘心，能得到什麼條件的醫療成了劃分人的社會等級的一個標準，實在是技術邏輯決定了人們的思維邏輯。我想，醫改之後要設立社區門診，要求單個西醫是全科醫生，我想知道社區門診的醫生得有什麼樣檢索能力的大腦？其出現誤診的概率是多少？這個醫療責任怎麼負？西醫捆住中醫手腳的繩索如今也要捆住自己的手腳。
　　大學學醫的學制是五年，比一般的專業要長。隨著醫學的發展，將來醫學知識成倍增長時，我們怎麼學醫？我們知道，西方國家學醫至少要學10年才可以看病，將來這學制是不是得延長到20年、30年？出現50歲時走出校門，然後六七個人給一個人看病的情況？抑或是乾脆就造看病的機器人？
　　我承認，西醫的知識是很“實”的。相比之下，中醫的知識和技術要少得多，學問要“虛”得多。我們如今只會用“實”不會用“虛”，以為虛就是假，就是騙。活到了年近半百我才理解“虛”的作用。年輕時努力學習技術，盡可能地佔有知識。老了時，卻有意地淡化技術和知識。我的專業是法律，可我現在儘量不用法律，也就是不用我的專業知識去解決問題。有意讓自己的內心“虛空”，讓我所面臨的事物儘量不受我的知識和我所掌握的技術去肢解，整體地進入我的內在。古人把“虛”比作寒潭，雲和雁飛過時潭中有影，用來喻人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
　　我母親的第三個師傅，我的田姥爺就很講究“虛”。他有一次給我母親專講這“虛”時，正好我父親也在座。後來父親跟我說起這事，他說，這足以證明中醫沒有什麼實在東西，這虛就是糊人、就是忽悠、就是見機行事，沒有原則……我那時是全盤接受父親的觀點。現在我知道，要學技術、學知識並不難，難的是把知識和技術用得了無痕跡。對現代人來說要把握這個“虛”真就是很難，我們的內心已被填得太實，以至我們本來具有的與其他動物一樣靈敏的聽覺、嗅覺和感知能力都退化了。
　　有一次我和兩個同事去尋找另一個同事。我遠遠看見這個同事來了，我就很高興。兩位同事就笑我近視得可以，能把一個陌生人認作是同事。這人走近了，我一看臉，真的不是。可我不甘心，因為我近視，識人不是靠認臉而是認形體，這人的形體分明就是我那同事。於是我上前問他認不認識我那同事，這人說：“他是我哥啊。”
　　前年，我25年沒見過面的舅舅來看我。我帶著侄子到月臺上去接。我告訴侄子我舅舅的相貌特徵，並說，就算我認出他來的可能性是50%，可舅舅認出我來的可能性也是50%，加起來就是100%。可舅舅就從我眼前走過去，我們誰也沒認出誰來。但舅舅一出站，卻與後趕來的我女兒相認了，這讓我感到十分奇怪。我女兒長得像她姑姑，而我長得像我奶奶，我女兒和我舅舅是憑什麼相認的呢？舅舅一看見我女兒就說：“怎麼就你一個人來接我？”我女兒回答說：“接你的人在月臺裏哪。”然後給我打電話說：“你舅舅讓我接到了。”
　　在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如何不讓知識把人掩埋了，如何在知識面前把握人的主觀能動性，如何讓知識真正為人所用，而不是用來充當批判和指責別人的武器，我想，這是西醫面臨的一個哲學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