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係正是“道”與“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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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係正是“道”與“理”的關係

　　大熱的天，先後見到兩個熟人抱孩子上醫院。孩子戴著大口罩，捂得汗津津的。我奇怪：除了白血病做化療外，還有什麼病需要這麼防範？一問，原來是孩子患上過敏性哮喘，過敏源是塵蟎，不能直接接觸空氣。
　　據說，塵蟎無處不在，防不勝防，便是最乾淨的人家，床上也有200萬以上的塵蟎。與塵蟎鬥爭把兩個孩子父母的生活方式全改變了。門窗緊閉，安裝上空氣淨化器、保濕器；席夢思、羽絨被、沙發、地毯、靠墊……幾乎所有柔軟、舒適的用品全清空了；所有可能吸附灰塵的電器、傢俱也都請出了門———家中簡陋得如中世紀。
　　其中一個孩子做全面體檢時，還發現有嚴重的鉛中毒，而全家人絞盡腦汁也沒找出毒源來，想不出這毒是怎麼中上的。沒辦法，連好好的樓房也不住了——搬家。
　　現代生活對這兩個家庭來說已經沒什麼意義了。
　　這兩個孩子，一個父親是外科醫生，一個母親是內科醫生，卻對自己孩子的過敏症束手無策。西醫的法子用盡了，孩子因用藥太多，出現了“菌群失調”症狀——口腔潰爛、胃腸紊亂。治病致病，病上加病。
　　一個孩子的姥姥說，孩子塵蟎過敏，大人精神過敏。領孩子上醫院瞧的是“變態反應科”，很符合他們的生活實際。
　　如果是在國外，這過敏症當然還得在西醫中繼續想法子。可在中國，這兩個做西醫的父母就找中醫商議，給孩子喝中藥調養。
　　回想母親行醫時，很少聽她說誰患過敏症。我想，這病可能是後發現的。向一位醫生請教，醫生告訴我，從前並沒有這麼多過敏症患者，同富貴病一樣，過敏症也是當今的流行病，是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病，是現在人太講衛生，在單一的室內環境中呆得太久的結果。
　　這麼說，我們上個世紀剛剛建立起來的關於衛生和細菌的觀念又被顛覆回去了？我們小時候那種下河、上樹、玩泥巴、全家老少在一起，有家禽、家畜陪伴的日子是對的？想不到，近百年來我們講究衛生、消滅細菌的結果卻是干擾了我們人體的內分泌體系，破壞了人體內細菌的生態平衡，致使人體功能下降，結果是適得其反。
　　這樣看來，《黃帝內經》作為醫學經典之所以很少講醫術而側重談“道”，是因為古人已意識到人體是開啟自然之門的鑰匙。古人努力通過自身生命去理解生存法則，從而得“道”。正因為中醫致力於歸納人體內所蘊含的生存法則，所以，中醫所強調的養生就不僅是養自身生命，還要養生命之本。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中國人強調天人合一、修身養性和涵養道德等等。
　　人類破壞自然的行為沒有遇到抵抗不應是我們無視自然法則的理由。自然默許人類的破壞行為不等於這一法則不存在。過敏症到底是人排斥自然，還是自然排斥人呢？
　　單位新來一位元80後女孩。我好心讓她和我共用一間辦公室。一進屋，她就捂上鼻子說：“我花粉過敏，你這些花統統搬走。”——如今，我陪著她，不開窗通風而用風扇吹風；沒有花香轉用香奈爾香水……我建議她出去鍛煉身體，她說不用，每個月打一針增強免疫力的藥針就行了。正是現代科學創造了能夠把人與自然隔絕的條件，切斷了人與自然的天然關係。我想，再這麼陪下去，不出一年，恐怕我也得不耐受鳥語花香，無福消受大自然了。
　　如今的孩子，被保護得整整一個夏天都不會被蚊子叮一口。我對一個孩子說，被蚊子叮上一口沒那麼可怕，我給他看蚊子叮我後連個紅點都不曾留下。可這個孩子在我領他玩時真被蚊子叮了一口。他不僅像被毒蛇咬了一般大呼小叫，而且皮膚真的像被蛇咬了似的紅腫起來。我受到孩子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一致譴責。面對孩子前所未有的傷害後果我無話可說。我想，上古時人被毒蛇咬了可能也不至像現代人這樣丟命。但是再過200年，人類見了蚊子恐怕得像見了眼鏡蛇一樣逃跑，不然就會沒命。
　　科學帶領我們走著一條“鬼打牆”式的認識道路，今天是正確的理論就是明天的錯誤理論。可以說，正是科學認識的反復性反而昭示了中國“道”的真理性。我的一位朋友說，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係正是“道”與“理”的關係。理可以成千上萬，而道是一。我之主張中西醫結合正是主張“道”與“理”合。這個世界本來就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如果只講“理”而不講“道”，或用“理”來要求“道”，那麼我們如何裁決“公理”和“婆理”？而理本來就有一時一地性，時過境遷時，這過時的理是留？還是不留？
　　一個年輕人要去做論文答辯，先拿我演練。讓我不停地發問，他一一做斬釘截鐵式回答。幾個問題答下來，我說：當今任一學科的學術討論會要是開上三天的話，最後一天一定是全體迷茫。如果討論到最後你還能斬釘決鐵地下判斷，就說明你心理偏執。我告訴年輕人，答辯到第三個回合時，就要用探討、商榷、不確定的語氣了，否則會激怒教授們的。
　　其實，我很理解反中醫人士的氣急敗壞。他們為中醫尚有一席之地、自成一家之言而忿滿；讓代表科學的他們容忍中醫存在如同讓他們與巫醫、神漢同堂一樣，是件奇恥大辱的事情。可他們卻沒有意識到，正是科學認識的“朝令夕改”才為百家爭鳴廣開言路。眾說紛紜的局面正是科學講“理”的特點所帶來的。中國歷史上之所以沒有那麼多理論學說，固然是因為不願為“惑眾”支付過大的社會成本，也緣於“道可道，非常道”。身在“道”中用不著自“說”價值，即便是細菌，其價值也不毋容置疑。“天生我才必有用”不僅僅是李白一個人的豪邁。而“理”卻是用來講的，是需要以“說”來立的。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嘴，各說各理，讓說誰不說？如果有人嫌亂，也不該怪罪中醫啊。
　　女兒常建議家長給孩子養條狗。她說，這是出於全方位的考慮。不僅有菌群平衡方面的，還有心理方面的考慮。如今孩子的疾病越來越成人化，女兒說，許多醫生沒有意識到病因往往是驚恐和多思。而一條忠實的狗有助於孩子的身心健康。我知道，女兒的這一看法不是出於書本而是自身體驗。女兒一歲時，路還走不穩，每天就有兩三隻大狗來找她玩。女兒與這些狗關係親密，感情深厚，潛在的非語言交流能力被及時喚醒。如今，遇到不會說話的幼兒患者，她摸摸、看看就能瞭解不少情況，不通過語言也能與孩子交流。
　　真理不一定是越辯越明，很可能是越辯越糊塗。講理和懂道不是一回事。如今，有一門叫“科學學”的新學科，好像是致力探尋“道”的學問，引我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