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這一點點不確定正是百分之一的希望，是四兩撥千斤的支點

[admin]

這一點點不確定正是百分之一的希望，是四兩撥千斤的支點

　　我陪得白血病的同事到北京復查，向其他患者展示移植效果，給他們帶來極大的精神鼓舞，增強了他們做幹細胞移植的信心。
　　但我知道，其他人做這個手術效果就不一定會這麼好。當我們拿到診斷書，知道所患白血病是最嚴重的一種，就沒抱絲毫僥倖心理，僅僅做了一個療程的化療，就進入幹細胞移植階段，捐款和移植手術同步進行，持續整個醫療過程。這與其他病人反復做化療，在體能幾乎消耗殆盡時做移植，效果怎能一樣呢？所以醫生稱我們是最好的病人。
　　我不因為自己談中醫就自認是保守派，我究竟是一個保守派還是一個激進派不完全由我的生物性存在決定，還要由我的社會存在決定。如果早生100年，我也會像胡適他們一樣為西醫鼓與呼。當事物偏差到某個臨界點時，總會有人適時地挺身而出發出呐喊，我稱這是人類的自我糾偏能力。
　　每當我不得不把自己交給西醫朋友時，我也能做到像梁啟超那樣即便出了醫療事故也無怨無悔。我的西醫朋友對我用他們不疑的態度大為讚賞。因為我知道，中醫也好，西醫也罷，往前走的路也多是摸索的，談不上什麼對錯。治標也好，治本也好，哪頭急就先治那，中醫也不排斥治標，鍋要是沸溢了，先澆點涼水再去抽薪也是通常做法。既然我選用西醫就是去治標的，怎可以指責人家不治本？有人嘲笑中醫也上西醫院看病，卻不知在醫鬧和打醫療官司的人中找不到中醫人。
　　母親到西醫院看病也是一個好病人。在癱瘓的三年中，她採用的就是標本兼治的方法。母親訂有中西醫雜誌，有西醫朋友，她和西醫朋友商量治療辦法，也聽任他們用西醫方法醫治。母親吃著中藥，靜脈注射著“葡萄糖酸鈣”等西藥，還曾經和我研究怎麼能補點鐵，我說鐵的成分像熬藥那樣肯定是熬不出來的。
　　自始至終我對科學技術像我父親一樣熱衷，態度比西方人還激進。比如，對許多國家通過立法限制克隆人的研究我就不贊成，科學發展是誰能阻擋得了的麼？限制克隆人研究對生命科學的整體發展都有影響，在與社會發展和諧的前提下我希望科學發展得快些。
　　我向朋友的兒子描述我少年時組裝“礦石收音機”時說：“那是一塊真礦石啊！”朋友是教語文的，說我有語病：“你前面已經說是礦石收音機，再說真礦石就多餘了。”我說我想強調科學發展的速度之快，如今的孩子見慣了集成塊，怎麼能想像電子“產品”裏會有偌大一塊礦石呢？看著現在的孩子組裝電腦只需把插件像積木似的一頓插就成，羡慕得我什麼似的。想當年在組裝了五管、七管收音機後，我野心勃勃地要自己裝電視，腋下夾一塊“萬能表”去找物理老師，請他幫我測試挑選一個顯像管。老師跳著腳說手工纏繞的偏轉線圈根本不能用。我說，我可以纏得和機器纏的一樣好。老師說手工進行電視微調是不可想像的，幾個月也調不下來。我說我已做好了調一年的準備……老師看勸阻不了我，乾脆半路逃跑了。我想，科學之所以有今天的大好局面不正是因為早年有像我這樣一批熱血青年全偏到科學一邊去了嗎？通過奶奶和母親的描述，我知道中國早期的西醫是一批品學兼優的人。西醫對中醫造成衝擊的不僅僅是醫術，更是充滿朝氣具有熱情的人。正是青年人矯枉過正的熱情投入形成了歷史搖擺式前進。
　　按中醫的觀點這藥有偏性，人有偏性，社會發展也有偏性。“五運六氣”所展現的物候就是在不足和太過之間偏擺的。如果說五四時期社會發展需要中國向西方文明偏擺的話，那麼現在恰恰需要向東方文明回偏一下才好向前發展。
　　科學的偏性如今在一位科學家那裏表現得很典型，他給中西醫打分，西醫打90分，中醫打10分。這種打分的方式很明晰，符合人的求真願望。可當我試著把這種分組打分的方法擴展開來，給牛刀和雞刀打分，給飛機和火車打分，給美國和中國打分，給科學家和我打分時，“分”的明晰性不僅消失了，還引發了我思維上的混亂和情緒上的不滿。試想如果我是被打十分的火車，我會不會提出讓飛機運載煤炭和鋼鐵的要求？我會不會產生恨火車無翅，看飛機眼紅，不安心工作，消極怠工等不良情緒？本來我可以做個快樂火車，只因這一評分方式就把我的積極性全弄沒了。
　　認為可以像打分那樣對事物進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嚴格確認，不承認有不確定因素的存在，不給人的主觀能動性留有餘地，一旦形成這樣的“科學態度”後，拿到癌症診斷書時就會問醫生還剩多長時間了，因為我們相信科學的準確性。可量子力學發現：由於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因此，不可能完全精確地預言事件。這就是說，科學也如算命先生一樣不可能料事如神。就像看上去敗局已定的一局圍棋，在靠一小塊不確定苟延殘喘；就像紅軍被趕進草地，革命進入死亡倒計時；就像中醫被一再宣佈滅亡，排除在主流醫學之外。而人們所說的百分之一的希望正是這一點點不確定，而這也正是四兩撥千斤的支點，對這百分之一的不確定做百分之百的努力，正是人的能動性這一價值所在。一旦我們能用好這一點點不確定，就如同紅軍走出草地、死棋變活、扭轉乾坤的情況也就出現了。如果抱定確定的科學態度，放棄對百分之一希望的努力，那人生還有什麼色彩，這樣的人生就是我們所追求的？在有不確定情況存在的時候我們的確認怎麼會是科學態度呢？
　　沒有西醫的衝擊我們不會深入思考“中醫是什麼和不是什麼”這個問題。而對西醫的反思也得是在科學發展一段時間之後才有可能。中西醫相互為試金石，中西醫都不可能繞過自己的“劫數”。“劫數”在中國思維中不一定是走向滅亡，多是取真經時必須經歷的“九九八十一難”。